文学巨擘：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是楚武王后代，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更是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其影响深远悠长。

屈原的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三个时期，他的主要活动集中在楚怀王时期。由于出身贵族，又通晓治理国家的道理，早年的屈原很受楚怀王的信任。楚怀王先是任命他为三闾大夫，帮忙管理宗族事务，后来又让他担任左徒，和自己商议国家大事，参与法律的制定，同时还主持国家外交事务。为了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屈原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抵抗秦国，使得楚国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国家富强、兵力强盛，威震四方的良好局面。

然而，屈原的崇高威望引起了上官大夫等大臣的嫉妒，他们背地里向楚怀王进谗言，污蔑屈原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楚怀王听信了这些谗言，逐渐疏远了屈原。此后，张仪为破坏齐楚联盟，用计欺骗楚怀王，致使楚国与齐国断交，又在与秦国的战争中多次失利。屈原虽多次出使齐国修复关系，但齐楚联盟最终还是没能成功维持下去。楚怀王去世后，楚顷襄王即位，他只顾自己享乐，根本不把国家和百姓的命运放在心上，继续实施投降秦国的政策。屈原劝说顷襄王远离小人、选拔人才、操练兵马，使楚国富强起来，可这些逆耳忠言只让顷襄王觉得心烦，再加上小人的排挤和诽谤，屈原最终被罢官，并被流放到了湘南地区。

在流放期间，屈原虽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眼看着国势日渐弱小，百姓生活更加艰难，只好用诗歌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他创作了诸多流传千古的作品，其中《离骚》是屈原作品中篇幅最长的带自叙性的抒情诗，全诗共三百七十三句，句句都洋溢着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表现了屈原宁愿牺牲自己来换取国家富强的远大理想，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诗史上最为激动人心且具有永久魅力的诗篇之一。《九歌》则是一组祭祀用的歌谣，共有十一篇（其中九篇为正歌，两篇为迎神、送神之曲），这些作品融入了屈原的哲学思考和审美情趣，通过对自然神和祖先神的颂扬，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起源的探索，使其不仅仅是宗教仪式的附属品，更是充满诗意和哲理的文学作品。此外，《九章》《天问》等也都是极具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的佳作，《九章》包含了九篇较短的作品，反复表达了屈原对楚国的忠诚以及对时政的批评和失望；《天问》是一首包含 170 多个问题的哲理诗，内容涉及宇宙、地理、神话、历史等多个领域，展现了屈原对知识和真理不懈的追求精神。

屈原所创作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与《诗经》并称 “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诗经》的四言体和当时中国南方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作出 “骚体”，以奇异的想象、大胆的夸张，以及比喻、象征等手法的运用，开拓了浪漫文学作品的写法，还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开创了 “香草美人” 的象征手法。其浪漫主义精神影响了陶潜、李白、苏轼、李贺等后世众多作家，开辟的 “香草美人” 传统，也让他被誉为 “楚辞之祖”。

公元前 278 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兵南下，攻破了楚国郢都，顷襄王逃走。屈原听到这个消息，伤心绝望至极，他不愿看到楚国灭亡，在悲愤之下，怀抱大石头投汨罗江自杀，以死来表达对楚国的哀痛和对理想的坚守。而这一天正好是农历五月初五，楚国百姓为了悼念他，纷纷到汨罗江边凭吊，后来逐渐形成了如今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等习俗。

屈原以其高洁的品格、深厚的爱国情怀以及卓越的文学成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象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其作品更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璀璨明珠，永远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供后人瞻仰、学习、传承。

和亲美人：王昭君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人，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有着 “落雁” 之称。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其事迹对汉匈关系的和平稳定产生了深远且积极的影响。

王昭君出生于一户普通家庭，父亲王穰老来得女，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兄嫂也对其宠爱有加。她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其绝世才貌顺着香溪水传遍了南郡，乃至京城。公元前 36 年，汉元帝昭示天下，遍选秀女，王昭君被选为南郡首选，随后奉诏进京。但因她自恃貌美，不肯贿赂画师毛延寿，毛延寿便在她的画像上点些破绽，使得昭君被贬入冷宫 3 年，无缘面见君王。

公元前 33 年，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主动来汉朝，对汉称臣，并请求和亲，以结永久之好。汉元帝召集后宫妃嫔，询问谁愿意前往匈奴和亲，王昭君挺身而出，慷慨应诏。据说，呼韩邪临辞大会时，昭君盛装打扮，光彩照人，元帝见后大惊，没想到后宫竟有如此美貌之人，心中虽有不舍，但碍于已经答应匈奴且不能失信于外邦，只好赏给她锦帛二万八千匹，絮一万六千斤及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并亲自送出长安十余里。

王昭君肩负着汉匈和亲的重任，别长安、出潼关、渡黄河、过雁门，历时一年多，于第二年初夏到达漠北，受到匈奴人民的热烈欢迎，并被封为 “宁胡阏氏”。昭君出塞后，积极履行自己的使命，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发动战争，还将中原的文化，如纺织技术等传授给匈奴人，促进了汉匈两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她的努力下，汉匈两族团结和睦，边境安宁，出现了 “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 的和平繁荣景象，使得边境地区保持了数十年的安定，百姓们免受战争之苦，安居乐业。

然而，命运对王昭君的考验并未停止。公元前 31 年，呼韩邪单于亡故，留下一子。按照匈奴 “父死，妻其后母” 的风俗，王昭君以大局为重，忍受着极大的委屈，嫁给了呼韩邪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两人共同生活了十一年，并育有二女，长女名须卜居次，次女名当于居次。公元前 20 年，复株累单于又去世了，昭君自此寡居。一年后，33 岁的王昭君与世长辞，后葬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墓依大青山、傍黄河水，后人称之为 “青冢”。

王昭君的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成为了文艺作品中争相使用的重要题材。古往今来，众多文人墨客都曾以她为主题进行创作，从不同角度塑造了王昭君的形象。有的作品展现她为国献身、大义凛然的一面，称赞她为了汉匈和平，毅然远离故土，奉献自己的青春；有的则侧重刻画她思念家乡、孤独寂寞的游子形象，描绘她身处异乡，虽为和平贡献诸多，却也时常望月流泪，思念亲人和故乡的凄楚心境；还有的站在抨击误国君臣的立场上，借王昭君的遭遇，倾泻中原人民饱受异族侵略的悲恨。

历史上对王昭君的评价颇高，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曾作诗评价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题词称赞她 “自请和亲，功盖须眉”。著名史学大师翦伯赞先生也评价说：“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王昭君以其深明大义、坚韧勇敢以及为民族和平所做出的贡献，成为了后世敬仰和铭记的杰出女性代表，她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和平稳定而不懈努力。

人文始祖：嫘祖

嫘祖，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据《史记》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她的故乡正是宜昌一带，这里也承载着与她相关的诸多渊源与深厚文化底蕴。

嫘祖最为人称道的伟大功绩，便是开创了养蚕缫丝之法。在远古时期，人们大多衣不蔽体，只能依靠树叶、兽皮来遮身蔽体，生活方式极为原始、简陋。而嫘祖凭借着自己的聪慧与敏锐观察力，偶然间发现了蚕吐丝这一神奇现象，并经过深入探究，逐渐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艺。她先是带领着族中的妇女们上山去寻找、收集蚕茧，尝试着将蚕茧中的丝抽出来，进而慢慢摸索出了一整套养蚕缫丝的方法，让那原本看似普通的蚕丝，变成了可以用来制作衣物的珍贵材料。后来，她更是无私地将这一技艺传授给了周围的百姓，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养蚕缫丝，大家开始穿上了轻巧、暖和且美观的丝绸衣物，告别了过去用树叶、兽皮蔽体的蛮荒时代，从此开启了华夏民族在服饰文化方面的崭新篇章，也让人类从原始走向了文明。

除了在养蚕缫丝方面的贡献，嫘祖还积极辅佐黄帝巡作九州。在那个部落联盟初成、各方势力尚需整合的时代，黄帝肩负着带领部落走向繁荣昌盛、统一中原的重任，而嫘祖作为他的正妃，始终坚定地站在黄帝身边，为他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她跟随黄帝走遍了九州大地，协助黄帝处理各种部落事务、协调各方关系，在促进部落之间的交流融合、推动农业生产以及文化传播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在一些部落争端的化解上，嫘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亲和力，从中斡旋调和，让原本存在矛盾的部落能够放下纷争，达成和解，共同为部落联盟的发展贡献力量；在传播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理念方面，她也积极参与其中，让更多的部落能够学习到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理念，促进了整个华夏大地的发展与进步。

嫘祖的这些功绩，对华夏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她所开创的养蚕缫丝技艺，不仅让人们的生活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更是成为了华夏民族对外交流的一张重要文化名片，后来沿着丝绸之路，将中华的丝绸文化传播到了遥远的西方，让世界都为之惊叹。而她辅佐黄帝巡作九州所带来的部落融合、文化交流等影响，也为华夏民族大一统的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在更为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蓬勃发展。

一直以来，宜昌人民对嫘祖都怀着深深的尊崇之情，这种情感代代相传，融入到了当地的民俗文化之中。自北周以来，每到嫘祖诞辰，湖北远安县及方圆数百里的民众，都会自发聚集在嫘祖镇举办庙会，祭祀蚕神，历经 1400 多年而不衰。到了现代，远安县政府从 1984 年开始举办嫘祖庙会，后来更是将其升格为嫘祖文化节，成为了集嫘祖信俗、文化研讨、文艺展演、商业贸易、寻根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文化盛会。2010 年 5 月，《嫘祖信俗》蚕桑习俗还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足见嫘祖文化在当地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深厚底蕴。

嫘祖作为 “人文女祖”“中华圣母”，当之无愧地受到了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尊崇与敬仰，她的故事和精神也将永远在华夏大地传颂，激励着后人不断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学术大家：杨守敬

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星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是宜昌历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学术大家，集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书法家等多领域大家于一身。

杨守敬自幼受私塾教育，有着勤奋好学的品质。他的科举之路颇为坎坷，1857 年高中秀才，1862 年考中举人，此后多次参加会试却屡屡不中，但他并未因此气馁，反而在学问钻研上愈发执着。1865 年，他任北京景山官学教习，开始专心于金石研究。1874 年考中国史馆誊录，为后续的学术积累打下了基础。

在历史地理学方面，杨守敬堪称郦学地理学派的开创者，其一生著述达 83 种之多，而《水经注疏》无疑是他在这一领域的巅峰之作，也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水经》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水道经历及其支流注入处所的著作，历代为其作注者众多，而杨守敬的《水经注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后来居上。他与学生熊会贞潜心钻研撰绘 20 余年，用力 26 年，熊会贞用力 48 年，得窥《经》《注》及前人研究的内在规律，编成撰《疏》的体例，一直到熊氏晚年，还在不断发展补充。这部著作将郦学所引之书皆注出典，所叙之水皆详其迁流，集当时研究郦学及地理各家之长于一书，正误纠缪，旁征博引，疏图互证，全书 40 卷 200 余万字，论述河流 3000 余条，既是史地学的，也是水利学、农学、民俗学和文学的巨著。例如，他曾徒步沿清江上溯，察其源流，驳 “首受江” 之说；又亲历三峡，观其险峻长短，定论范围，还对古代灌区、堤垸、渠道、塘堰等研究细致入微，像枝江县百里洲古三明渠因洪水泛滥今已无存这样的例子，他都能详细考证，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也为规划沮漳河洪泛区等提供了重要史料，对水利等方面有着可贵的贡献。

杨守敬在金石文字学领域也颇有建树，早年就提出 “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 的观点，对金石文字有着深入的钻研和独到的见解。他在多地访求金石文字，如在荆州府估衣店购金石文字数千种，还曾月下拓《修太公庙碑》等，通过不断搜集、整理、研究，积累了丰富的金石资料，为他在相关学术研究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版本目录学家和藏书家，杨守敬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他藏书达数十万卷，在日本期间，他将清代流行的金石学带到了日本，并出售碑帖，所得悉数购藏日本保存的中国古籍善本，据《清史稿》记载，他购藏唐宋善本达数万件之多，著成《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这些书籍中多有 “善本秘籍，不见于志者尚多”，为中国文物的回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在书法方面，杨守敬更是有着深远影响，有着极高的造诣，擅长隶、楷、行、草诸种字体，其书法古茂恣肆，直逼汉魏，被日本书道界视为现代书法的祖师、“近代日本书法的掘进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他主张碑帖融合，因时而变，早年就在《激素飞清阁平碑记序》中表达出碑帖并重的书学态度，认为 “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刍灵耳。见刍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已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耶？故集帖之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他对清代诸多书法家的作品都有客观且精准的评价，比如高度赞扬清代邓石如、杨沂孙、黄易、桂馥、陈鸿寿等人的碑学成就，对郑板桥、金农的书法，则评价 “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对于王澍、钱坫的一些篆书作品，也指出 “以秃毫使匀称，非古法也” 等意见。他还撰写了教材《学书迩言》，提出书家须有 “品高”“学富” 的重要理论，直接促成了此书学名著的传世。

杨守敬在日本的四年（1880—1882 年，任驻日公使何如璋随员），更是在文化交流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携带了汉魏六朝碑版原拓 13000 多件，汉印 60 方，古钱币等稀世珍品达近 700 枚之多赴日，这些珍品令日本学者大开眼界。他的书法理论传授给日本书法家后，旋即在日本刮起一股兴碑帖与篆隶书的旋风，日本书法史家木神英山将其在日本书坛的影响喻为 “杨守敬的旋风”，引发和加速了日本书法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他又把重考据、重小学、重史地经学、重金石趣味的乾嘉学术风格带给日本文坛，导致日本文风的转变，日本学术界纷纷师宗杨守敬，奉为圭臬。即便在他归国后，日本书坛仍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很多弟子一直和他保持通信。辛亥革命后，日本福冈县水野疏梅还专程赴上海拜在杨守敬门下继续学习。1915 年杨守敬在北京去世，噩耗传至日本，他的日本学生山本竞山倡导在京都冈崎府立图书馆举办 “追悼杨守敬遗墨资料展” 和书法专题演讲会，时至今日，中日两国的书法爱好者还在以各种形式纪念杨守敬对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杨守敬以其渊博的学识、丰硕的著述以及在学术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卓越贡献，闻名中外，成为了晚清民初学术界的璀璨之星，也为后世学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激励着后学不断在学术道路上探索钻研、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

其他杰出名人

鬻熊

鬻熊，芈姓，名熊，又称鬻熊子、鬻子，是祝融火正陆终的后裔，生活于公元前 11 世纪左右，为楚国的先祖，楚国开国君主熊绎的曾祖父，也是已知最早的道家人物之一，被视为起子书之始。

在商末周初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鬻熊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眼光与智慧。当时，商朝君主四处征战、横征暴敛，而在西方，迁居到岐山脚下周原二百多年的周人却日益强大，呈现出 “三分天下，周有其二” 的态势。鬻熊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他率领族人前往西岐侍奉周文王，“子事文王”，助力文王起兵灭商，且以守火堆祭祀为职责，担任火师这一重要角色。尽管他不幸早卒，没能亲眼见证商周鼎革的最终胜利，却凭借其功绩与影响力，成为了楚人极为尊崇的对象，不仅被奉为必祀的先祖之一，后世楚君还以熊为氏，传承着他的荣耀与使命。

鬻熊可不单单是一位政治家，更是有着深厚思想文化底蕴的大师。《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有《鬻子》二十二篇，小说家类有《鬻子说》十九篇，其内容 “阐域中之教化，论刑德之是非”，虽然现存版本的真伪存在一定争议，但很多学者认为这些著述反映了鬻熊的思想，对楚人哲学世界观和道治文化有着开创之功，甚至被誉为 “是中国第一部子书，是中国哲学第一部著作，更是楚国哲学第一部著作，又是道家第一部著作”。他主张遵行 “道”，倡导为政要简，与民休息，提出 “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在商末周初的奴隶制社会背景下，这种为天下人谋福祉的政治思想无疑是极具先进性的。

正是由于鬻熊的奠基之功，在他去世后，其曾孙熊绎得到了周成王的册封。周成王感念鬻熊的功劳，封熊绎为子爵，让其在楚蛮之地建立楚国，开启了楚国长达约 800 年的辉煌历史，使得楚国在周代逐渐发展成为南方的强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郭璞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训诂学家，与陶渊明、王羲之齐名。他在公元 297 年来到三峡地区，在夷陵（今宜昌）寓居长达 3 年之久，这可比杜甫寓居三峡的时间早了 900 多年，而且他是专程来此地采访写作，广泛涉猎三峡地区的历史地理、物产资源以及神话传说等，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

寓居夷陵期间，郭璞留下了不少佳作名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尔雅注》以及《江赋》。《江赋》叙述了长江的发源地及其流经区域，细致描绘了江流所经之处的郡县城邑、山岭平原、大小河流、湖泊薮泽，还有长江两岸的鸟兽草木、稻麦果实、神仙灵怪、历史传说等，对江面上往来如梭的渔船商船也着重刻画，全赋遣词用字颇具功力，巧构形似之言，读来饶有趣味，备受后人推崇。而《尔雅注》更是体现了他在训诂学方面的深厚造诣，这部著作对后世研究古代语言文字、名物制度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并且至今留存，成为了郭璞在夷陵著书立说的重要见证。

在夷陵，如今还留存着一些与郭璞相关的遗迹，尽管有的已难觅当年全貌，但依然承载着那段历史文化记忆。比如尔雅台，相传就是郭璞著书的地方，还有洗墨池，据说是他洗砚之处，曾经池水尚黑，令人遐想。虽然尔雅台自清代以后就已荡然无存，但宜昌城内还有纪念他的尔雅街，当人们走过这条街，仿佛依然能感受到郭璞曾经在此生活创作的气息，忆念起他的那些瑰丽篇章。此外，天然塔也相传为郭璞侨居夷陵时所建，它历经岁月变迁，见证了宜昌古城的兴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逐渐成为了夷陵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也寄托着人们对郭璞这位文化名人的深深怀念之情。

郭璞的文化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他的著作和遗迹，更在于他为夷陵这片土地注入的深厚文化底蕴，让 “郭璞文化” 深植于此，融入到了夷陵人的血脉之中，对宜昌地区的文学、历史、民俗等诸多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位列 “唐宋八大家” 之一，同时也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在散文、诗、词、文学理论等方面都有着很高的成就。

景佑三年（公元 1036 年），欧阳修因替范仲淹申辩而受到牵连，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这一经历成为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初到夷陵时，他作了《夷陵县至喜堂记》一文，文中提到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还有稻、鱼、桔、柚、茶、笋等四时美味，江山秀美，邑居缮完，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这片土地的初印象。

尽管被贬官，欧阳修却并未因此而消沉，反而展现出了豁达乐观、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在夷陵的日子里，他深入社会底层，了解民生疾苦和吏治弊端，同时也饱览了当地的奇山异水和独特的民情风俗。政事之余，他常与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推官朱处仁诗酒漫游，尽情享受这一方山水带来的乐趣。

这期间，欧阳修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创作的诗赋可分为咏物、赠友、纪游等类别，在形式上已初步形成了清新自然、平易疏放的特色。他对茶情有独钟，一生嗜茶，不仅讲究茶的色、香、味，对茶叶的采摘、烘焙、碾压、收藏以及制茶的茶器、品茶的茶具等都十分在意，还在诗文中多次表达自己对茶的喜爱，像 “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 等诗句，将一位爱茶老者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此外，他还提出了师经重道的主张，首倡舍传从经的研究新风气，为学术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夷陵的这段生活经历，加深了欧阳修对人生的体验和对社会的认识，极大地丰富了他文学创作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为他日后成为一代文宗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和思想基础，真可谓是 “庐陵事业起夷陵”，这段时光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且意义非凡的一笔。

无迹

无迹禅师（1545—1628），俗姓刘，名正诲，是当阳人，乃玉泉寺住持，在明代佛教界有着极高的地位，是一位备受尊崇的高僧、诗僧。

自万历三十年（1602 年）起，面对玉泉寺一片破败的景象，无迹禅师心怀重振祖庭的宏大志向，开启了玉泉寺明代最大规模的重修工程。他虽起初被大家认为不善化缘，然而凭借深厚的佛学素养，他前往北京开讲《楞严经》，因其精彩的讲经，赢得了京城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居士团体的认可与欢迎，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袁宗道、黄辉、苏云浦等有影响力的人物。袁宗道不仅带头上疏朝廷请求拨款，还和众人一起积极为玉泉寺的重修筹措资金，甚至捐出自己的俸禄，在他们的助力以及众多善缘汇聚之下，共募得四千两银子。无迹禅师带着这笔善款回到玉泉寺，耗时五年，重修了玉泉寺以及旁边的度门寺，如今我们看到的玉泉寺大殿，便是当年他主持修建的，其采用了诸多金丝楠木，建筑工艺精湛，造型典雅奇特，是现存不可多得的优秀古代建筑，更是国家重点文物，使得玉泉寺再次成为修行人用功办道的圣地，也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和信仰中心，延续至今。

无迹禅师不仅精于佛事，在儒学方面也颇有钻研，而且极富诗才，一生著有《八识格庄子注》及大量诗文。其诗作擅长抒怀写景，文词朴实，意境清新，展现出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独特的精神境界。他与袁宏道等文人雅士交往密切，相互之间留下了诸多诗作、匾额等，尽管有些原件已遗失，但那些诗文依然留存于世，见证着他们之间深厚的情谊以及当时的文化交流盛景。

崇祯元年（1628 年），无迹禅师圆寂，终年 83 岁，他为玉泉寺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佛教文化、地方文化的繁荣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事迹和精神一直在当地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流传，影响着后世之人。

文安之

文安之，明万历二十年（1592）生，字汝止，号铁庵，夷陵（今宜昌）文家畈（今鸦鹊岭镇文畈村）人，是永明王朝东阁大学士（宰相），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周易》学家、文学家，更是一位扶明抗清的爱国志士，与屈原、王昭君、杨守敬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古夷陵人一同被载入大型典籍《辞海》中辞目，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文安之出生于官宦世家，先祖祖籍江西，其家族与南宋宰相、著名爱国民族英雄文天祥同宗，夷陵《文门谱略》《文氏族谱》等都有相关记载可佐证。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生母范氏晓书史，在他几岁起便天天教他背诵《孝经》及古典诗词，文安之也十分用功，寒窗苦读十余载。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他中秀才，十四岁时就在乡庠屡试中冠诸生，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学，当时同郡太史、著名文学家雷思霈就慨叹他为 “吾乡又出一汗血驹也”。明天启元年（1621），文安之赴省城乡试，中举人，名列第二，次年赴京会试、殿试，获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后凭借优异成绩被择优录取进翰林院，改庶吉士、进检讨，迁编修左庶子。

然而，文安之为人刚正不阿、廉洁清明，在奸臣魏忠贤当朝、朝政腐败之时，他疾恶如仇，不与奸佞同流合污，因与魏忠贤忤逆而获罪被罢官归里，这是他仕途上首次遭遇的重大打击。魏忠贤倒台后，崇祯皇帝即位，文安之再次被召见入朝，在崇祯十二年（1639），由南京国子监司业晋升为祭酒，成为明代最高学府的教育长和全国教育机构的管理者，期间他还撰有学术大著《易佣》，作为向学子授课的讲义教材，培养出了众多品学兼优的栋梁之才。但好景不长，他又遭朝中权贵薛国观陷害，再度被削官归里。

革职归里期间，文安之曾赴容美土司（其疆域为今鹤峰、巴东、五峰等地带）生活两年，与容美土司田氏家族首领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并为田玄所著《秀碧堂诗集》、田圭所著《田信夫诗集》作认真点评，还为《秀碧堂诗集》作序，高度评价诗作者的才华及诗集的文学艺术价值，双方在互答的诗文中，都流露出 “抗清扶明”、忧国忧民的强烈思绪情感。

甲申国变后，清军入关问鼎中原，南明王朝福王、唐王先后下诏征召文安之，他皆未就职。直到被困于大西南的永明王再次下诏，拜文安之为东阁大学士（宰相），文安之 “见国势愈危”，不再推辞，挺身而出，毅然举起 “扶明抗清” 的旗帜，于清顺治七年（1650）在广西梧州朝见了永明王。此后，他率领历史上著名的 “夔东十三家”，统领王光兴、郝永忠、刘体仁、袁宗第、李来亨等将领抗击清军，率部坚守川东、鄂西一带广大地区前沿阵地，与清军浴血奋战，还和数十万将士一起垦荒自给，以补军饷。但终因复明无望，清顺治十六年（1659）九月，文安之忧郁而死，葬于巴东平阳下坝，终年 67 岁。

文安之的爱国主义情怀及其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为国为民的不屈不挠精神，与文天祥一脉相承，他以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虽壮志未酬，却青史留名，为后世所敬仰铭记，成为了宜昌历史上闪耀着爱国光辉的杰出代表人物。

田舜年

田舜年，生活于康熙年间，是容美土司宣慰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土司地区刑法严峻，但这并未阻碍田舜年在诗文著述方面展现出极高的成就，成为了宜昌地区文学领域的一位重要人物。

田舜年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对文学创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赋。他在治理容美土司地区的同时，笔耕不辍，创作了诸多优秀的诗文作品，例如《容阳世述录》《二十一史纂要》《六经撮旨》等，这些著述涵盖了历史、文学、经学等多个领域，内容丰富，展现出他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思想见解。他的诗文风格多样，有的描绘了容美土司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如山川河流、奇峰异石等，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有的则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还有的抒发了自己的志向、情感以及对家国天下的思考，字里行间尽显文人情怀与担当。

在土司的职位上，田舜年积极推动当地文化的发展，不仅自己创作，还鼓励身边的人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容美土司地区在文学创作方面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周边地区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他的作品流传开来后，受到了不少文人墨客的关注与赞赏，也为后世研究康熙年间土家族地区的历史、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依据，对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宜昌古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留下了独特而璀璨的印记。

王篆

王篆是明朝时期的一位知名人物，他在为官生涯以及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都有着显著的表现。

王篆在明朝为官期间，担任过诸多重要官职，凭借自己的才能与学识，在朝堂之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尤其关注国家的江防事务，经过深入研究与实地考察，撰写了《江防考》这一极具价值的著作。这部著作详细记载了当时江防的诸多情况，包括江河水道的特点、沿线的军事布防要点、各种可能面临的水患及应对策略等内容，对当时的江防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即便后来他遭遇贬谪，这部著作依然流传于世，为后世在江防建设、水利治理以及军事防御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成为了研究古代江防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除了在为官方面的成就，王篆还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他的书法技艺精湛，笔法娴熟，字体风格独具特色，无论是楷书、行书还是草书等，都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其作品备受时人赞赏，在书法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而且，王篆秉持着良好的家训，注重自身品行修养，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在当时的社会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形象，受到了众人的敬重与钦佩，其品德风范也一直为后人所传颂，成为了宜昌地区历史文化中值得铭记的一位先贤，激励着后世之人在学识、品德等各方面不断追求进步。